從德國十幾年來的發展故事，應該可以給台灣發展一些樂觀的成分；梅克爾憑藉著過人的毅力與執行力，按部就班落實完成政策。
日前參加一項測試，主題是對於未來台灣經濟中長期成長的看法，方法是採德菲法（Delphi），透過三輪的答題，希望可以收斂看法。主試者告訴我，第一輪意見還有些歧異，但第二輪之後，樂觀者僅剩我一人。
也許年輕一點的朋友感受比較不強烈，但像我們這些 1960 年代出生的人，見識過台灣經濟成長稀鬆平常突破 10% 的年代，而後逐漸降至平均 6%，然後到 4%，然後到近 7 年來，不到 3%，結果，德菲法收斂意見，未來台灣經濟成長也就只能在 3% 上下，怎不令人感到唏噓。
的確，如果從人口、投資、產業發展、財政等統計趨勢來看，未來台灣經濟 3% 成長，恐怕都是高估。因此，我承認我的樂觀，是有許多主觀期待的成分，不過，這並不表示我的樂觀沒有客觀的基礎，台灣要扭轉趨勢，就必須要有很大的改變，從觀念、政策思惟到執行落實，而明年政府換屆，就提供了這樣的選擇機會，而這也是民主制度的優點。
德國 10 年脫胎換骨經驗
目前台灣的處境，不得不讓人聯想到 2006 年之前的德國，財政赤字超標（超過馬斯垂克條約之 GDP 3% 上限）、失業高掛在 11% 以上、投資不振、經濟成長是歐洲主要國家最低者，因此被戲稱為「歐洲經濟病夫」。這些現象主要是東西德合併後，基於公平理由，財政大量補貼德東薪資，使得勞動市場機制失靈，再加上歐盟東擴，產業外移，政府必須付出更多福利支出，不僅失業問題嚴峻，也因此拖累財政。
2005 年 11 月梅克爾上任前，施若德政府也發現這樣的問題，因此自 2003 年開始推動「2010 議程」經改方案，旨在從 3 項制度方面振興德國長久以來低迷不振的經濟情勢：第一是降稅；第二是就業市場管制鬆綁；第三是改革社會安全體系、減少財政負擔。其結構改革重點包括：調整年金制度以因應人口結構改變、被保險人提高保險費分攤比率、擴大醫療機構合約可選擇對象、減少阻礙失業人口重返工作的反誘因、將失業津貼與社會救助合併等。
更重要的是，2006 年後，梅克爾新政府除了再加碼改革就業市場、整頓財政收支外，更推動政府重大投資，新政府認為創新與投資為促進成長與就業的兩大關鍵要素，因此於 2006 年至 2009 年間，由政府投資高達 250 億歐元於 5 項領域，包括支援研究發展，推動「德國高科技戰略（High-Tech-Strategie Deutschland） 」方案，透過新的產業群聚政策，建立學界與業界的緊密網路；提高企業動產折舊率、企業免稅額、老舊建築物整建計畫，以振興中小企業及經濟景氣；以及提高交通建設投資、支援家庭方案與以家計單位創造就業機會方案等。
10 年後的德國，已成為全世界僅次於中國及美國的第三大出口國；2005 年德國失業率為 11.5%，高出整體歐元區 7%，但如今，當歐元區失業率還高掛在 11% 時，德國失業率已降至 4.7%。財政不僅足以因應經濟運作，更有能力接納敘利亞難民；在產業發展上，提出工業 4.0，已成為引領全球產業發展的典範及方向。
政策固然重要 執行力更是關鍵
從德國十幾年來的發展故事，應該可以給台灣發展一些樂觀的成分。事實上，德國因應危機的政策，就今天政策探討來看，並無什麼驚人之舉，但梅克爾憑藉著過人的毅力與執行力，按部就班落實完成政策。有人評論說，梅克爾的成功是奠基於施若德政府的改革，梅克爾並未否認，但她強調，她成功地解決了德國危機。因此，政策固然重要，執行力更是關鍵。
10 年前的德國問題，像極了今天的台灣，包括經濟低迷、產業外移、投資不振、人口老化、年金及社福拖累財政，雖然在勞動市場上，台灣並沒有失控的失業狀況，但卻面臨薪資凍漲的另類僵固性。不管是左派或右派政黨，都強調人道與公義，但因應的方式卻南轅北轍，有的是以更嚴格的勞動規範來保護勞工，但德國卻選擇讓勞工可以發揮價值的彈性政策。
相較於勞動鬆綁，德國更積極甚至鎖定項目研發及投資，從 2006 年「德國高科技戰略」聚焦 17 項高科技領域研創、2010 年「2020 高科技戰略」整合聚焦為 5 大需求領域及關鍵科技、到 2014 年「新高科技戰略──德國創新」聚焦數位化經濟與社會等 6 大優先，無不具體規畫及鎖定需求及未來發展項目。
對比台灣，也可以努力翻轉困境，例如鬆綁學校及其師生參與創業規範；放寬高階及技術人才簽證及移民條件；解決薪資所得高稅率問題；完善天使、創投及 IPO 機制；以及從需求及未來設定產業發展項目，並成立（國家）產業發展投資公司投入資源。
10 年前德國出現第一位女總理，帶領德國突破困境，10 年後的台灣呢？讓我們拭目以待。
（本文由 財訊 授權轉載；首圖來源：Flickr/Christliches Medienmagazin pro CC BY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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