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習近平治理中國的方式與鄧小平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共產黨有極大差異下,民主國家的政府與中國的往來也開始改變。
例如,美國對中國採取科技出口管制所帶動的國際供應鏈重組,以及七大工業國組織(G7) 提出建立「經濟脅迫協調平台」新倡議要打擊經濟脅迫,歐洲議會(European Parliament)也通過「反脅迫工具」(Anti-Coercion Instrument)法案,避免立陶宛受中國經濟脅迫的類似事件再次發生。從民主國家與中國往來策略的改變可以知道,中國已從市場的機會變成威脅。因此,政府部門對中國的認識與往來方式也必須隨著世界改變,才可以維護國家安全與經濟自主。
中國已從世界機會變成威脅
在過去中國普遍被認為將成為世界市場的趨勢下,除了台灣部分學者持續提醒政府要重視中國的市場風險與台灣的經濟自主性外,多數輿論意見與民主國家政府相同,均認為中國是值得期待的市場。在此情況下,台灣與中國也簽訂了包含ECFA在內的多項協議。
然而,ECFA早收清單對於特定產業的關稅減讓措施反成為中國經濟脅迫台灣的工具。如同中國藉由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來影響全球市場一樣,中國市場成為中共政權經濟脅迫各國政府的工具,這也使得歐盟成員國對中國態度不一或出現矛盾的情況。
當主要民主國家因對中國的了解更為深入而改變往來方式時,與中國語言相通的台灣,應更加謹慎。
台灣過去中國往來密切與經常協商的部會,例如,經濟部、農業部、金管會、中央銀行與陸委會及海基會等相關部會或民間組織,對於中國市場、金融與產業的風險認識,有必要重新定位。面對中國經濟脅迫與共機擾臺,進而威脅台灣的國家安全時,除了國防部外,其他部會如何加強國家內部的民間防衛功能,也是非常重要的。要注意的是,沒有國家安全,再多的經濟成長都是不切實際的。
觀察出口貿易結構,台灣與中國的經貿關係正在改變
中國加一的供應鏈重組趨勢可以從台灣出口數據得驗證。依據財政部2024年8月海關進出口貿易初步統計數據顯示,就出口貿易結構而言,台灣出口部門今年1月到8月出口資本財與中間財的比率分別為27.5%與65.8%,相較於2016年,資本財與中間財的占比12.1%與77.8%的出口結構已完全不同。在此趨勢下,台灣對於中國出口的絕對金額雖然增加,但台灣對於中國的出口占比是在降低的,表示台灣產品出口到其他國家的市場更多。
從2016年至2023年,台灣對中國的出口占比由40.1%降至35.2%,今年1月到8月已降至30.8%。對美國的出口由12%增加至17.6%,今年1月到8月則上升到24.5%。除了國際供應鏈重組外,美國對中國採取科技出口管制,使得台商回台投資大幅增加,應是台灣出口市場大幅改變的重要原因。
政府應投入更多資源了解中國,才有助於兩岸關係發展
由於中國對我國國家安全的脅迫方式相當多元,從顯而易見的軍機擾台,與片面禁止台灣農漁產品輸往中國的做法來看,除了國防部外,農業部、陸委會與海基會,實應投入相應的資源並調整過去對中共的研究方向,才可以提有出有的因應對策,避免農漁民變成中共脅迫的工具。僅重視與單一國家的交往,卻忽略往來的風險,將使得國家預算投入形同浪費,導致資源的錯置,傷害國家。國家安全與社會安定是一個國家經濟永續成長的基石,政府應先讓社會大眾對中國有正確的認識,再思考如何與中國往來,這才是讓台灣與中國的關係可以健康發展之道。
最後,當一個企業的獲利愈來愈高時,其對於其公司財產權與資訊安全的保護應會愈重視,故相關安全維護費用也會愈來愈高。同理,隨著台灣經濟持續成長,中國對台灣的威脅也持續加大,台灣也應該增加經濟安全、資訊安全等國家安全的相關預算,才可以降低台灣受到地緣政治風險的傷害。
(首圖來源:shutterstock)